邹薇：支点的提法由来已久，但早期更多是中部地区自身诉求。十八大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入加速期。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召开中部崛起座谈会，强调中部六省“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和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的独特地位。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就要求湖北努力建设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此次表述从“努力建设”变为“加快建成”，变化显著。

2013年湖北GDP规模在全国排第9位，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数，排在10名开外。如今湖北已稳居GDP全国第7位，进入经济大省行列，是全国7个GDP超6万亿的省份之一。

从人口和GDP规模来看，湖北人口规模占中部的16%，GDP规模在中部六省总额中占比21%，经济贡献度超过人口规模。在全国前7位经济大省中，湖北人均GDP排第四位，是中部6省中唯一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数的省份。由此说明，湖北已具备充分实力，能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的支点作用，湖北经济发展在中部“打头”是有经济实力支撑的。

邹薇：从目标制定来看，省委明确要求“一年开新局、五年大变化、十年结硕果”，2025-2035年这十年是湖北“新一轮黄金十年”。2025年是整体提升年，必须锚定支点开好头，要求发展能级、速度、质效全面提升。

“五年大变化”体现为GDP要迈上新的大台阶，2030年总量要达到9万亿左右，这是个较高目标。回顾近年来湖北GDP增长历程，湖北经济增长稳中有进、难中有成。GDP从3万亿到6万亿的倍增耗时约8年，近5年新增2万亿，未来5年要从6万亿到9万亿，新增3万亿，年均增速的底线约5.7%-5.8%，因此湖北必须保持增长势头，速度不减、质量更优。

到2035年，湖北综合实力、科技实力要进入全国前列，在中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照国家2035远景发展目标，到2035年湖北GDP预计可突破12万亿关口，人均GDP预计可达3万美元，实现人均GDP与经济总量均较2024年翻一番目标，也就是要以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效，高举“支点”大旗，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围绕实现这些目标，实施“七大战略”、提升“七大能力”极为重要。第一个战略的着力点是发展能级，要求发挥政策合力，提升支点战略支撑力。随着湖北GDP每新增万亿，在中部地区、长江经济带和全国的能级都将实现大跨越，要按时间节点推进万亿的增长和累积。

第二个着力点是发展动能，要求聚焦创新驱动。湖北在高端科技人才队伍、以院士为代表的顶级科研团队、国家级重大奖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科人才等方面数据亮眼，综合科技实力在长江经济带和全国各省中位于第一方阵。因此，湖北要打好创新牌，增强“教”资源、夯实“科”要素、提升“创”优势，打造创新策源力。

第三个着力点是产业实力，要求提升产业竞争力，打好产业牌。湖北具备完备的全产业链体系，产业门类齐全且发展基础良好，在此基础上可推动新一轮产业倍增。湖北提出“51020”产业发展目标，即5个万亿产业、10个5000亿产业、20个千亿产业，产业发展目标实现将带动湖北5-10年GDP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四个着力点的发展格局，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好开放牌。湖北具备融通国内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优势条件，且历史上的开放基础良好。湖北要用足用好铁水公空多式联运完备的枢纽区位优势，打造高效、畅通、智能的新时代祖国立交桥，以建设“三个丝绸之路”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展现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发展气场。

第五个着力点是生态环境，契合国家对中部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湖北作为生态大省、农业大省，更要在美丽湖北建设上走在前列，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提升生态承载力。

第六个着力点是文化软实力。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首站前往云梦博物馆，对文化遗产保护十分重视，要求推进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创新性发展。湖北要发挥丰富的文旅资源优势，打好文旅牌，推动长江文化从保护向繁荣跃升，努力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全面提升文化影响力。

第七个着力点是区域协同。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省内协同，武汉、襄阳、宜昌形成“金三角”，对湖北全域均衡发展有带动作用。近年来武汉首位度略有下降，但GDP贡献仍超2万亿，且襄阳、宜昌GDP均跨过6000亿，多个地级市跨过3000亿，各地级市都在发展升级。第二个层次是长江中游协同，武汉都市圈、城市群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更快发展，形成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相互呼应的城市集群和产业集聚带。第三个层次是着眼于其他国家战略的衔接，湖北要带动中部地区发展，并且作为支点强化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沿海地区发展等方面的协同作用。

“七个战略”是总的方向，“七个能力”分别从创新、产业、开放、生态、文化等不同层面展开，最后区域协同力对前面各项进行总结。它们本质上是“总-分-总”的关系，共同服务于支点建设的目标。

邹薇：在当下发展中，创新引领和创新策源作用日益重要。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已进入新工业革命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蓬勃兴起，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并广泛应用。从国内看，我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我国提出并且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部地区不能缺位。武汉已获批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全国第五个获批的科创中心，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科创中心共同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钻石联盟。湖北应利用得中独厚、人才荟萃的优势，迅速集聚更多面向未来的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创新研究团队，打造更多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争取在高端芯片制造和封装、工业软件和工业母机、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湖北要努力争取申请获批国家科学中心，形成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策源地。目前已具备较好的基础条件，但与获批的北京、上海、深圳、合肥国家科学中心相比，湖北在大科学装置方面略有不足。现在湖北大力部署大科学装置建设，推动由汉江实验室作为国家实验室，加上10个湖北实验室，构建“1+10+N”的多层级科学实验室、产业创新实验室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科技创新矩阵体系，这将是带动创新策源和促进创新产业化的重要力量。

湖北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以往存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一些湖北籍创新团队成果并没有在湖北转化。比如，湖北在互联网、网络安全、金融保险、造车新势力等领域都有不少企业家和创新团队，但是企业却不在湖北。因此，湖北需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环境和产业生态，吸引并留住顶级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创业者和投资人，让各种创新要素汇聚，形成创新不断迸发的内生机制。

邹薇：的确，DeepSeek等杭州“六小龙”横空出世引人注目。不仅湖北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广东、上海、山东等地也频频发问，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是杭州”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看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跨产业、跨领域交叉融合态势更加明显，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相互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创新人才的成功需要产业生态支撑，包括有兴趣相投的研究团队、良好的融资体系以及完善的初创企业孵化培育机制。

以DeepSeek为例，它从量化金融跨界形成通用大模型，是跨专业组合和跨界融合创新，需要完备的产业生态作支撑。在杭州，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前期的发展模式、阿里开发的通义千问大模型，为DeepSeek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数据支持和产业链条。其他地方若没有类似产业生态，创业者从零起步会困难重重。年轻创业者选择创业地时会综合考虑，这值得政策制定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