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我二野大军向川湘边境前进。
阎红彦将军
本期讲述者:原春
60年前的8月底，二野大军按刘邓首长的部署，从江南向西南进军。邓小平称“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八千里路小长征”。本期珍档向你讲述一个发生在征途上的故事——
入档理由
原春，离休前是酉阳县供销社副主任，1931年生人，随刘邓大军进西南已60年。老家在山东莱州，淮海战役结束后正式参军，分配到二野3兵团总部，给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当文书。60年前的8月，原春随3兵团先遣队向重庆进军，一路历经艰辛，得到磨砺。原春只是60年前进军西南数十万大军中的一个，他身上所昭示的那一代青年的火热情怀和朴素情感，至今仍能给人教益和启迪。让我们走进这位老兵的记忆深处吧。
乘坐美军登陆舰
一路山高水险
接受阎红彦的特殊任务
1949年8月27日，芜湖长江码头风平浪静。
傍晚，太阳还没落下，西天晚霞映红滚滚江水。一艘美制大型登陆舰缓缓停靠码头。这是一艘登陆舰，而不是登陆艇。它是二战中美军攻打琉磺岛和中途岛用过的大型运兵船，有3层楼高。
那年我18岁，在老家莱州没见过船，第一次坐船就是这么大的登陆舰，好兴奋！登陆舰最上面一层堆满枪炮武器，第二层摆放着100多桶汽油，这是二野进军西南时装甲车和汽车要用的，很金贵；最下面一层载人，由3兵团司令部一位刘姓参谋长带一个警卫连，加上兵团政治部新闻干事、保卫干事及文工团演员、器材，作为先遣队之一，由水路向重庆进发。
我有幸加入先遣队。
我是1948年离开家乡的。那年9月，我给区委书记当通讯员，随支前大军参加济南战役。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我们以14万大军攻城，18万人打援，血战8天8夜，全歼守敌10万人，俘获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我军为解放济南，牺牲了5000多人。济南解放后，我又随区委书记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战役结束，我正式参军。因为有文化，分配到二野3兵团总部，给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当文书。所谓文书，主要工作就是给阎主任收报纸、信件，守电话等，也算是个排级吧。阎主任是兵团级干部，1925年的老党员，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根据地。我很敬佩他，有时敬佩到盲目的地步。
西征前，阎红彦交给我一个木匣子，说：“小鬼，这东西很重要，你就是丢命，它也不能丢！”木匣子大约10几斤重，我一路抱着，坐车、坐船、行军，须臾不敢松懈。到了武汉，兵团新闻干事忍不住了，说：“小原，你成天抱着个啥宝贝疙瘩，撬开来看看？”我说那可使不得，这是阎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呢，就是丢命也不能丢它！到了重庆，将木匣子交给阎主任撬开，里面是一台收音机，一通电，响了，阎红彦高兴地拍着我肩膀说：“小鬼，干得好，表扬！”我心里却委屈透了，不就一台破旧收音机嘛！便说：“阎主任，你那熊玩意儿，差点要了我的命！”阎红彦笑得更开心了。
一路山高水险
过洞庭湖差点船毁人亡
说要命，那可不假。从芜湖到到常德，我们遇到三次险。
先说登陆舰吧，颇蹊巧：它的舰长是解放军，说明该舰已被我军缴获，但舰员全是黄头发的外国人，究竟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我搞不清楚，问刘参谋长，回答说也不清楚。这些外国人非常怕死，船到江西湖口时，国民党飞机来炸，外国船员爬上登陆舰拖带的小快艇，眨眼间就跑没了影！这么大一条船在江上停着，不成了飞机的活靶子？气得炊事班长破口大骂，他是老红军，有资格骂。还好，没炸着。
第二次遇险是在湖北黄冈江面，那是林彪的家乡。国民党飞机又来了，外国船员又跑了。这次很危险，炸弹在登陆舰左右掀起巨大水柱，紧跟在我们后面的一艘船给炸沉了。我们就像坐浪船，晃得好厉害！还好，敌机没用机枪扫，否则即便炸不着，机枪怎么也能把舰上的汽油打燃啊，那样一个人也别想跑出来，我们都是北方旱鸭子，即使跑出来也是死！
第三次遇险是在洞庭湖。
登陆舰到武汉后，我们转船，租了两艘小拖轮和几条驳船，穿过洞庭湖去常德。60年前的洞庭湖，不像今天这样局促，那时湖宽水深，时常有神出鬼没的湖匪。我们把机枪架在船头，驳船里装满汽油桶。行至傍晚，起风了，巨浪有五六尺高，船颠簸得厉害，牵船的钢绳嘎吱吱响，像要崩断。
只听船老板高喊：“大军，不行啊，这样下去要船毁人亡啊！”
刘参谋长提着手枪问：“那怎么办？”
船老板：“砍钢绳，把驳船丢了！”
刘参谋长铁青着脸：“不行！汽油是命根子，不能丢！”
天黑了，风浪更大，浪拍船壳，船体轰轰乱响。“大军，再等几分钟船就散架了，我们一个都活不出来！”船老板哭着喊。刘参谋长见情势紧急，只得下令：“扔油桶！”这才控制住险情。
天一亮，风停了。刘参谋长一看空空的驳船，脸变了颜色：“汽油丢了，我这脑袋也得搬家！不行，得找回来！”船老板劝，“大军，这一带湖匪多得很啰，咱们赶紧走吧！”刘参谋长挥挥手枪：“必须找回来！”
于是分头找，并动员当地老乡的木船一起找。还好，油比水轻，油桶在水面一颠一沉的。大伙费了好大劲，全身弄得焦湿，终于将油桶找了回来。
常德城里很乱
陈锡联不准警卫相随
我们先遣队出发后，1949年9月初，二野大军开始向西挺进，3兵团是解放重庆的主力，有3个军，其中第10军从安庆、桐城出发至合肥乘火车，经蚌埠、徐州、武汉至蒲圻下车，徒步行军于10月初到达湘西桃源集结；第12军由南京浦口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经陇海路西进，转平汉路南下湖北孝感，徙步行军至沙市、枝江集结；第11军兵分两路，一路是第11军32师由安庆溯江西进，在湖北沙市登陆后，于10月初抵湘西慈利集结，11军主力分别在当涂、浦口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于10月初抵达常德集结。
在常德，3兵团司令部设在棉花街。
刚解放的常德很乱。由我们接替四野13兵团的防务（常德是他们打下来的），13兵团司令部设在白云中学（后来成为刘邓首长的驻地），中学大门修得像座城门洞。13兵团首长就在上面办公，一天晚上，首长突然听到下面闹得厉害，就下来问：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原来，是一个女特务化装成我军机要干部，驾吉普车硬要撞关，被警卫班拦住，她说要见首长，送文件。警卫班让她拿证件，她没有，正争执，女特务见城门洞走下一个首长模样的人，举枪就打，将首长的腿打伤了。这事一出，我们3兵团加强了对首长的保卫。
这一来陈锡联可不干了。作为3兵团司令员，他14岁就当红军，枪林弹雨见得多，胆子大了去。此时他正在常德紧张地部署进军事宜，让一帮警卫员前呼后拥跟着，像什么话！陈锡联坚决不准警卫员跟着，经常一个人上街体查民情、检查军纪、布置防务。3兵团打到重庆后，陈锡联住枇杷山，不是还被匪特打了黑枪吗？阎红彦就谨慎多了，他从不一个人上街，即使上街也一定要乘车，从不步行。当然，1955年他俩都授的上将军衔。
向重庆进军
阎红彦将棉衣让给我
开国大典后不久，3兵团各战斗部队向湘西边境秘密运动。
我们从常德出发正值秋雨季节，雨很大。城里涨大水，部队一动，千军万马，过桥时挤得不行，有3部汽车竟给挤到江里去了！大家心痛得不行，汽车是多金贵的东西啊！当时连我们政治部副主任陈长仁（老红军，军级干部）都没汽车坐，只能骑马，能坐汽车的只有陈锡联等少数首长。
行进到湘西吉首，住在一个大地主的宅院里。当地苗族头人对解放军很友好，命令手下说：只要大军买东西，一律只收半价。作为排级干部，我每个月的津贴是两毛钱，这钱还是解放区的北海票，它能买什么呢？两根油条。当时排连营级干部的津贴都只有两毛，团、师级干部多几毛。行进到与秀山接壤的湖南花垣县时，又发生一件事：一天夜里，一个外国人跑到兵团政治部哇啦哇啦乱吼一气，我们听不懂，找来懂外语的同志，才知他是个传教士，教堂刚给土匪抢了，损失钱物不说，气人的是土匪抢了他的鸭绒被，又不知咋用，竟将被子铰烂，鸭毛扔了一河沟，气得传教士直跺脚。
我们这才知道川湘一带匪患严重！
我是从茶峒入秀山的，公路桥被烧掉了，只得走浮桥。浮桥又晃又滑。过河时，我的铺盖由马驭着，谁知桥板太滑，马失蹄掉江里，铺盖也给冲走了。川东南的11月，天天下雨，冷得要命。我从常德出发只领了一件国军黄呢大衣，根本不顶用。到了酉阳，还是阎红彦将他自己的一件国军棉衣让给我，我才没冻病。
一路西行八千里，终于到了重庆。1953年我转业到税务系统，去成都学习，这时阎红彦调四川省委任副书记，他在会上作报告，我去听了，会后找到他，说：“阎主任呀，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我还是想穿黄马褂（军装）呀！”阎笑了，说：“你看我现在不也穿蓝马褂吗？都是革命工作嘛，好好干，都会有出息的！”
从此，我在重庆扎下根，一干就是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