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芜湖到重庆一位二野老兵的八千里长征

                            从芜湖到重庆一位二野老兵的八千里长征  

                            1949年1月,我二野大军向川湘边境前进。

                            从芜湖到重庆一位二野老兵的八千里长征  

                                                 阎红彦将军

                             从芜湖到重庆一位二野老兵的八千里长征  

本期讲述者:原春

60年前的8月底,二野大军按刘邓首长的部署,从江南向西南进军。邓小平称“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八千里路小长征”。本期珍档向你讲述一个发生在征途上的故事——

入档理由

原春,离休前是酉阳县供销社副主任,1931年生人,随刘邓大军进西南已60年。老家在山东莱州,淮海战役结束后正式参军,分配到二野3兵团总部,给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当文书。60年前的8月,原春随3兵团先遣队向重庆进军,一路历经艰辛,得到磨砺。原春只是60年前进军西南数十万大军中的一个,他身上所昭示的那一代青年的火热情怀和朴素情感,至今仍能给人教益和启迪。让我们走进这位老兵的记忆深处吧。

乘坐美军登陆舰

一路山高水险

接受阎红彦的特殊任务

1949年8月27日,芜湖长江码头风平浪静。

傍晚,太阳还没落下,西天晚霞映红滚滚江水。一艘美制大型登陆舰缓缓停靠码头。这是一艘登陆舰,而不是登陆艇。它是二战中美军攻打琉磺岛和中途岛用过的大型运兵船,有3层楼高。

那年我18岁,在老家莱州没见过船,第一次坐船就是这么大的登陆舰,好兴奋!登陆舰最上面一层堆满枪炮武器,第二层摆放着100多桶汽油,这是二野进军西南时装甲车和汽车要用的,很金贵;最下面一层载人,由3兵团司令部一位刘姓参谋长带一个警卫连,加上兵团政治部新闻干事、保卫干事及文工团演员、器材,作为先遣队之一,由水路向重庆进发。

我有幸加入先遣队。

我是1948年离开家乡的。那年9月,我给区委书记当通讯员,随支前大军参加济南战役。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我们以14万大军攻城,18万人打援,血战8天8夜,全歼守敌10万人,俘获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我军为解放济南,牺牲了5000多人。济南解放后,我又随区委书记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战役结束,我正式参军。因为有文化,分配到二野3兵团总部,给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当文书。所谓文书,主要工作就是给阎主任收报纸、信件,守电话等,也算是个排级吧。阎主任是兵团级干部,1925年的老党员,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根据地。我很敬佩他,有时敬佩到盲目的地步。

西征前,阎红彦交给我一个木匣子,说:“小鬼,这东西很重要,你就是丢命,它也不能丢!”木匣子大约10几斤重,我一路抱着,坐车、坐船、行军,须臾不敢松懈。到了武汉,兵团新闻干事忍不住了,说:“小原,你成天抱着个啥宝贝疙瘩,撬开来看看?”我说那可使不得,这是阎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呢,就是丢命也不能丢它!到了重庆,将木匣子交给阎主任撬开,里面是一台收音机,一通电,响了,阎红彦高兴地拍着我肩膀说:“小鬼,干得好,表扬!”我心里却委屈透了,不就一台破旧收音机嘛!便说:“阎主任,你那熊玩意儿,差点要了我的命!”阎红彦笑得更开心了。

一路山高水险

过洞庭湖差点船毁人亡

说要命,那可不假。从芜湖到到常德,我们遇到三次险。

先说登陆舰吧,颇蹊巧:它的舰长是解放军,说明该舰已被我军缴获,但舰员全是黄头发的外国人,究竟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我搞不清楚,问刘参谋长,回答说也不清楚。这些外国人非常怕死,船到江西湖口时,国民党飞机来炸,外国船员爬上登陆舰拖带的小快艇,眨眼间就跑没了影!这么大一条船在江上停着,不成了飞机的活靶子?气得炊事班长破口大骂,他是老红军,有资格骂。还好,没炸着。

第二次遇险是在湖北黄冈江面,那是林彪的家乡。国民党飞机又来了,外国船员又跑了。这次很危险,炸弹在登陆舰左右掀起巨大水柱,紧跟在我们后面的一艘船给炸沉了。我们就像坐浪船,晃得好厉害!还好,敌机没用机枪扫,否则即便炸不着,机枪怎么也能把舰上的汽油打燃啊,那样一个人也别想跑出来,我们都是北方旱鸭子,即使跑出来也是死!

第三次遇险是在洞庭湖。

登陆舰到武汉后,我们转船,租了两艘小拖轮和几条驳船,穿过洞庭湖去常德。60年前的洞庭湖,不像今天这样局促,那时湖宽水深,时常有神出鬼没的湖匪。我们把机枪架在船头,驳船里装满汽油桶。行至傍晚,起风了,巨浪有五六尺高,船颠簸得厉害,牵船的钢绳嘎吱吱响,像要崩断。

只听船老板高喊:“大军,不行啊,这样下去要船毁人亡啊!”

刘参谋长提着手枪问:“那怎么办?”

船老板:“砍钢绳,把驳船丢了!”

刘参谋长铁青着脸:“不行!汽油是命根子,不能丢!”

天黑了,风浪更大,浪拍船壳,船体轰轰乱响。“大军,再等几分钟船就散架了,我们一个都活不出来!”船老板哭着喊。刘参谋长见情势紧急,只得下令:“扔油桶!”这才控制住险情。

天一亮,风停了。刘参谋长一看空空的驳船,脸变了颜色:“汽油丢了,我这脑袋也得搬家!不行,得找回来!”船老板劝,“大军,这一带湖匪多得很啰,咱们赶紧走吧!”刘参谋长挥挥手枪:“必须找回来!”

于是分头找,并动员当地老乡的木船一起找。还好,油比水轻,油桶在水面一颠一沉的。大伙费了好大劲,全身弄得焦湿,终于将油桶找了回来。

常德城里很乱

陈锡联不准警卫相随

我们先遣队出发后,1949年9月初,二野大军开始向西挺进,3兵团是解放重庆的主力,有3个军,其中第10军从安庆、桐城出发至合肥乘火车,经蚌埠、徐州、武汉至蒲圻下车,徒步行军于10月初到达湘西桃源集结;第12军由南京浦口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经陇海路西进,转平汉路南下湖北孝感,徙步行军至沙市、枝江集结;第11军兵分两路,一路是第11军32师由安庆溯江西进,在湖北沙市登陆后,于10月初抵湘西慈利集结,11军主力分别在当涂、浦口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于10月初抵达常德集结。

在常德,3兵团司令部设在棉花街。

刚解放的常德很乱。由我们接替四野13兵团的防务(常德是他们打下来的),13兵团司令部设在白云中学(后来成为刘邓首长的驻地),中学大门修得像座城门洞。13兵团首长就在上面办公,一天晚上,首长突然听到下面闹得厉害,就下来问: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原来,是一个女特务化装成我军机要干部,驾吉普车硬要撞关,被警卫班拦住,她说要见首长,送文件。警卫班让她拿证件,她没有,正争执,女特务见城门洞走下一个首长模样的人,举枪就打,将首长的腿打伤了。这事一出,我们3兵团加强了对首长的保卫。

这一来陈锡联可不干了。作为3兵团司令员,他14岁就当红军,枪林弹雨见得多,胆子大了去。此时他正在常德紧张地部署进军事宜,让一帮警卫员前呼后拥跟着,像什么话!陈锡联坚决不准警卫员跟着,经常一个人上街体查民情、检查军纪、布置防务。3兵团打到重庆后,陈锡联住枇杷山,不是还被匪特打了黑枪吗?阎红彦就谨慎多了,他从不一个人上街,即使上街也一定要乘车,从不步行。当然,1955年他俩都授的上将军衔。

向重庆进军

阎红彦将棉衣让给我

开国大典后不久,3兵团各战斗部队向湘西边境秘密运动。

我们从常德出发正值秋雨季节,雨很大。城里涨大水,部队一动,千军万马,过桥时挤得不行,有3部汽车竟给挤到江里去了!大家心痛得不行,汽车是多金贵的东西啊!当时连我们政治部副主任陈长仁(老红军,军级干部)都没汽车坐,只能骑马,能坐汽车的只有陈锡联等少数首长。

行进到湘西吉首,住在一个大地主的宅院里。当地苗族头人对解放军很友好,命令手下说:只要大军买东西,一律只收半价。作为排级干部,我每个月的津贴是两毛钱,这钱还是解放区的北海票,它能买什么呢?两根油条。当时排连营级干部的津贴都只有两毛,团、师级干部多几毛。行进到与秀山接壤的湖南花垣县时,又发生一件事:一天夜里,一个外国人跑到兵团政治部哇啦哇啦乱吼一气,我们听不懂,找来懂外语的同志,才知他是个传教士,教堂刚给土匪抢了,损失钱物不说,气人的是土匪抢了他的鸭绒被,又不知咋用,竟将被子铰烂,鸭毛扔了一河沟,气得传教士直跺脚。

我们这才知道川湘一带匪患严重!

我是从茶峒入秀山的,公路桥被烧掉了,只得走浮桥。浮桥又晃又滑。过河时,我的铺盖由马驭着,谁知桥板太滑,马失蹄掉江里,铺盖也给冲走了。川东南的11月,天天下雨,冷得要命。我从常德出发只领了一件国军黄呢大衣,根本不顶用。到了酉阳,还是阎红彦将他自己的一件国军棉衣让给我,我才没冻病。

一路西行八千里,终于到了重庆。1953年我转业到税务系统,去成都学习,这时阎红彦调四川省委任副书记,他在会上作报告,我去听了,会后找到他,说:“阎主任呀,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我还是想穿黄马褂(军装)呀!”阎笑了,说:“你看我现在不也穿蓝马褂吗?都是革命工作嘛,好好干,都会有出息的!”

从此,我在重庆扎下根,一干就是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