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怎样正确看待长征那段苦难的历史，长征胜利之于今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从长征胜利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和力量，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回溯80年前，在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带着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和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新闻封锁，来到陕甘宁边区，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斯诺是长途跋涉在红色区域进行战地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写下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那些报道汇编成书即《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该书首次出版，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中译本采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重温这部红色经典，重思斯诺的红色记忆，考察作者与毛泽东的对话，研究作者记录长征的珍贵资料，无疑会产生许多思想启迪和有益滋养。
从长征起因看党的领导
对于当代人而言，关于长征的印记，大多来自教科书、影视剧、博物馆。譬如，关于长征的诗词，语文教科书里的《过草地》《飞夺泸定桥》《艰苦的岁月》，影视剧里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历史书中关于长征的记载，等等。但是有关长征的专门著述，尤其还是当时的外国新闻记者的独家采访记录并不多见。《西行漫记》堪称一本了解长征、思考长征的伟大著作。特别是书中关于长征的记载，多是毛泽东的回忆和口述的真实记录，这为我们研究长征、思考长征提供了宝贵资源和思想财富。
长征是什么？为什么要长征？这是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据斯诺记载：“这时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一九三零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页）从1930年底第一次“围剿”开始到1933年4月，蒋介石一共发动了四次“围剿”。其中，第一次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兵力超过十万，鲁涤平为总指挥；第二次从1931年4月到6月，兵力超过二十万，何应钦为总司令；第三次从1931年7月到10月，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军队；第四次从1933年4月到10月，人数二十五万之众，陈诚为战地司令官。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红军的“围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加，决心一次较一次增大，间隔基本上很短，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但是，面对残酷的“围剿”，仅有四万余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巧妙地运用运动战，贯彻执行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以己主力各个击破突然进攻的孤立的敌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
前四次“围剿”彻底失败后，为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没有再给红军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间动员了近100万兵力，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对红军展开了疯狂“围剿”。尽管红军已取得了前四次“围剿”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言，“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这样导致了红军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过严寒酷暑，风霜雨雪”的漫漫长征。长征，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做出战略撤退，表明恢复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从长征历程看信仰的力量
回望历史，长征本来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大胆抉择，而长征历程更是时时兵临绝境，处处绝处逢生。比如，强渡大渡河就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历史上，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英豪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领导的十万大军都曾全军覆没。红军没有重蹈历史的覆辙，而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翻越雪山时，一些衣衫单薄、气血不旺的南方战士不习惯高原气候，冻死不少。譬如，在爬荒凉的炮铜岗时，战士们一路砍伐长竹，在齐胸深的泥淖上铺出一条曲折的路来。毛泽东说：“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寥寥数语，展现的红军的苦难与卓绝却是那般震撼与惊心，问题是今天究竟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感知这些呢？
或许《西行漫记》中这样一组组数据和描述更有助于深化对长征的理解吧。“长征的统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一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十五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十八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即近二十四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9页）对于如此征程，斯诺曾如此描述，“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但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的两倍，这个数字大约是主力部队的最低行军长度。”（《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4页）
对于这样的行军战斗奇迹，就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都心生敬畏，当代人在学习研究长征史诗时，对于红军的感慨与敬畏应当更是非比寻常吧。因而，一些问题会常常在思想里回荡。正如斯诺所言：“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页）如今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早已不再像我们的先辈们那样需要冒着枪林弹雨，进行长途跋涉亲身参与和进行实地采访了，有许多珍贵资料可供我们研读和学习。思索红军之所以不可战胜，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难道不正在于红军那向死而生的勇气和决心吗？难道不正在于红军那超人的吃苦耐劳和对革命的深深信仰吗？
从长征胜利看民族复兴
正是基于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崇高的革命信仰，还有那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红军长征才取得了伟大胜利。当然，客观而言，评价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不能不提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思想。说长征是宣言书，因为它向全世界宣告了红军的不可战胜。说长征是宣传队，因为它向沿途十几个省约两亿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人民的道路。没有长征，广大民众怎会那样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可以说，长征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说长征是播种机，因为长征武装了沿途各省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了许多干部来训练游击队。在漫长的艰苦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可是又有成千上万的劳苦人民充实进来。对于如此史诗般的长征，毛泽东曾经雄浑豪迈地写下了《七律·长征》《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记录长征盛况的诗词。那不仅是长征战况的生动诠释，更是长征精神的诗意表达。
事实上，今天，再丰富的辞藻都无法完全准确再现长征的苦难与辉煌，再充沛的情感都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对长征的纪念与感怀。不过可以坚信的是，历史上共产党人什么路没有走过？什么苦难没有经历过？在通往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上，永葆长征精神，我们将勇往直前，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