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考察时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上海、武汉、成都、杭州四城，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理应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上担当重任。3月6日，长江日报记者邀请来自四城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大家表示，四城有实力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领风骚、建功业。

上海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

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

上海武汉在创新协同领域大有潜力可挖

“武汉与上海同为长江经济带重要城市，在产业互补、生态共建、创新协同等领域展现出深度融合的潜力。”丁光宏表示。

丁光宏说，长江经济带上的城市发展各有特色。纵观历史，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品格、特性。“沿海城市为什么发展得快，正是因为它们同其他国家、地区的交流更方便，机会就多。武汉作为‘九省通衢’，区位交通优势明显。区位优势越强，掌握新信息的能力就越快，就越有利于城市的深层次改革发展。”

丁光宏表示，上海与武汉在产业结构上各有千秋：上海以金融、高端服务业见长，而武汉依托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占据优势。未来，双方可进一步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深化合作，例如共享产业链资源、推动技术标准互认，并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此外，武汉可借助上海自贸区经验，推动武汉自贸区与上海创新联动，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丁光宏介绍，根据国家规划，上海、武汉、重庆分别作为长江下游、中游、上游的航运中心，形成协同发展格局。武汉作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点强化内河航运优势，而上海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推动江海联运，双方可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全流域资源整合。

“在科技创新方面，武汉高校资源丰富，光谷更是在光电子信息领域独树一帜，可联合上海张江、临港等科创高地，推动人才互派、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例如，武汉可借助上海全球顶尖科学交流平台，选派青年科学家参与前沿研究；两地智库可联合攻关低碳技术、智能制造等课题，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此外，建议扩大科技企业资质互认范围，降低人才流动成本，形成创新链条。”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对上海人民来说，武汉位于上海的上游，正是因为武汉这么多年来持续推动长江大保护，才能使下游的上海人民喝到清洁的水，所以上海对武汉也有感恩之心。”丁光宏说。

武汉  

全国人大代表

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

让更多的青年人挑大梁当主角

科技创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最近，杭州“六小龙”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多家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在马新强看来，这是“现象级”个案，如何将其变为“常态化”，核心在于青年人才的培养、资源的配置及政策的优化。

从一家校办企业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华工科技通过人才培养的投入与改革，使得企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据了解，近十年来，华工科技创新投入复合增长率在20%以上。为支撑中央研究院开展前沿性技术探索，公司每年招聘、留用不少于200名优秀硕博士，以人才的高密度投入促进研发的高效率运行。

武汉丰富的科研资源，也激发了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2012年，华工科技发起成立行业内首个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24年，公司又牵头成立了武汉市半导体联合实验室，汇聚了华中科技大学、九峰山实验室、华日激光、长飞先进等上下游近10家企业。企业还与武汉多所高校开展战略合作，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实施“博士100计划”。

武汉格蓝若公司人形机器人。

马新强认为，在光电子信息领域，武汉优势明显。

技术方面：拥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建成国家级平台和各类实验室13个,其中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处于光电子信息领域基础研究的全球第一方阵，光通信器件、存储芯片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产业方面：集聚中国信科、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等一批龙头企业，覆盖了光电子信息领域核心产业链条，2024年光电子信息产业营收达7441.7亿元、增长11.8%。

人才方面：拥有光电子信息领域院士10余位，已形成2000余人的高精尖科研队伍，是全球光电子信息领域高端科技人才最集中区域之一。

“我们武汉高校众多，青年人才优势比较明显，要通过更好的政策机制，让更多青年人才，特别是硕博士能够留在武汉创新创业。”马新强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更新的生产关系和评价方式，号召更多的青年人去挑大梁、当主角。

全国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

将大健康产业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

“武汉应发挥优势，抓住风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王行环建议，武汉可谋划建设国家级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将大健康产业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

“过去谈人工智能，我们是在追赶，自从DeepSeek横空出世，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开始爆发式增长。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健康产业几乎都要重新构建，在数据采集、储存、分析等领域，都将产生千亿价值的产业。”王行环说。

王行环认为，作为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武汉拥有强大的医疗资源和科研实力，聚集了众多高水平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这提供了丰富的医疗数据来源和强大的技术支持。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还能激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活力。

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上，武汉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能更精准地识别患者的疾病风险，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大数据技术还可实现远程诊断和治疗，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再如，通过数据分析，更好地监测和控制传染病的传播，助力公共卫生管理；此外，大数据可以帮助评估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持续改进医疗服务。王行环总结，用好大数据，将对未来人类的健康福祉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湖北武汉医疗资源丰富、科教底蕴深厚。未来，可以改变医疗大数据的‘孤岛’状态，助力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王行环说，可以充分利用好光谷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产业集群优势，加快推动临床需求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将武汉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成都  

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

以“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为纽带，共建跨区域创新联合体

“长江经济带涵盖多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资源和优势，武汉和成都也不例外。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道路上，找准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至关重要。”谈及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创新发展，耿福能首先强调了特色发展的重要性。

他进一步解释道，武汉依托光谷科创走廊、东湖科学城等载体，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成都则凭借西部科学城、天府实验室等平台，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研发方面独具竞争力。

“武汉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有着深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以光谷为例，这里汇聚了大量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在光通信技术等方面处于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而成都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研发和文创产业等领域成绩斐然。”耿福能说。

位于成都交子大道的“水滴”。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不同，应深入挖掘自身优势，实现互补协同，打破行政壁垒，以‘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为纽带，共建跨区域创新联合体。”耿福能举例，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武汉可以利用其在医疗器械制造方面的优势，与成都在新药研发上的长处相结合，共同打造更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成都与武汉同为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引擎，两地合作应立足产业互补性，以‘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尤其在中医药现代化、基层医疗普惠、乡村振兴等领域，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他建议，武汉的技术转化能力可与成都的基础研究优势结合，例如联合攻关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交叉领域，通过共享实验室、中试平台等机制，推动科技成果“沿途下蛋”。

作为医药行业的领军人物，耿福能代表深知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科技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的支撑点，而区域协同是放大动能的催化剂。”耿福能期待四城携手探索更多“制度性创新”，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

信永中和集团总裁宋朝学：

四城合作应构建“梯度协同网络”

“每个城市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走出独具特色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之路。”宋朝学指出，他长期关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关话题。

宋朝学介绍，成都凭借丰富的科教资源以及高能级战略科技力量，构建了“校院地企协同创新”模式。通过搭建中试平台、打造技术交易市场以及设立成果转化基金，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在产业布局上，成都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大力培育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并且布局了人形机器人、绿色氢能等未来赛道。同时，成都积极开展成渝双城联动，以及面向长三角、大湾区等地的招商活动，形成了开放协同的创新格局。

“武汉则依托‘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优势以及国家级政策试点，构建起开放型创新网络，其技术交易市场辐射全国，已然成为中部崛起的科创引擎。”宋朝学提到，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在光电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专利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出了众多“国之重器”。此外，武汉还推出“武创通”科创服务平台，大力推动校企合作，构建起“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的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宋朝学认为，武汉应充分发挥“中部枢纽”的区位优势，以光电子、生物医药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依托，借助科教资源密集的优势加速成果转化，并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带动中部地区的技术扩散。而成渝双城则需进一步明晰分工：成都可侧重于原始创新与科学城建设，重庆则强化产业共性技术攻关，双方共建西部科学城和科创走廊，以“一城多园”模式实现产业链跨区域协同。与此同时，通过税收分成、人才流动等政策改革，破除行政壁垒。

“四城合作应构建‘梯度协同网络’。”宋朝学进一步解释，武汉作为连接成渝与长三角的关键节点，通过技术交易市场、中试平台共享促进要素流动；成渝与武汉可联合布局光电子、汽车等产业创新链，共建中西部技术转移枢纽。各城市需依托国家级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载体联合攻关，并通过“创新飞地”“联合基金”等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最终形成“基础研发—产业转化—区域辐射”的全链条协同生态。

杭州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

新一代创新需要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发烧友”推动机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是一个高频词。无论是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罗卫东说。

在他看来，我国的创新创业已经进入2.0时代。“早期，我们在科技创新领域属于追赶型。那时候，我们会对标追赶做得好的国家或企业。但现在，在某些领域，我们的创新已经不需要模仿和追赶，它更需要依赖人的兴趣和意志。”罗卫东说，新一代的创新会是颠覆性和领先型的创新，需要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发烧友”推动机制。

“我们要将创新的主导权交给这些年轻人，让年轻人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将自己的科学兴趣和经济兴趣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经济业态。”罗卫东建议，各级政府可筑巢引凤，培育新生态，“我们要让多样性创新人才在一座城市发生化学反应，最后形成生物反应，长成科技创新的参天大树。”

杭州云深处公司四足机器人。

罗卫东说，武汉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众多的科技创新人才，不仅是国家长期布局的科教重镇，更是工业重镇，武汉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具有深厚基础。

在罗卫东看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城市在科技创新上也要走出特色之路。他以杭州的西湖和武汉的东湖举例，“相比于小家碧玉的杭州西湖，武汉东湖的美在于大气”。在科技创新领域，每个城市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特点，“创新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跟风扎堆，而是在城市土壤中，长出不一样的创新果实”。

“杭州和武汉同属长江经济带，两城既要各展优势，又要协同发展、联动发展。”罗卫东说，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两城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深化合作、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形成的创新生态链会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这条创新生态链就像一片森林，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种，有乔木、灌木等，没有哪一种树是最重要的，而是大家相互协作，共同发展，才能将创新生态做好。

（来源：大武汉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