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名誉教授，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于今日凌晨去世，享年 101 岁。
在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饶宗颐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等十三个门类，他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仅《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浩浩十二卷，就达1000多万字。
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而饶宗颐先生以中国人身份，却能通乎异国“天书”。现当代国学家先后有钱锺书、季羡林与之并称，称“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
饶宗颐精通古琴，还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位学者，他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立饶宗颐学术馆。
在饶宗颐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媒体称，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在一次演讲中，饶宗颐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曾下如此判断。对此，他在某访谈中解释道：“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从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带来极大的启迪。现在我们情况也一样。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地不给以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前人生命点滴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这种“推陈出新”，对于数千年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不断挖掘、整理、研究，并试图给予新的诠释，使传统文化在当下时代重焕光彩，其实也是饶宗颐先生倾其一生的努力方向。
饶氏家族1920年代大合照，前排左五为饶宗颐
图/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1917年，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父亲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
少年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
1935 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创建了广东通志馆，委任著名学者温丹铭为主任，温老先生随即举荐饶宗颐，将这位年仅 18 岁、初中肄业的才俊破格聘入馆中，专职艺文纂修。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那段时间，饶宗颐几乎将馆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这段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对于他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影响，后来他编写的《广东易学考》，就直接得益于此时丰富的地方志藏书资料。
1938 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绕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他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从 1952 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 16 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
1970年代，饶宗颐（图中）与钱穆（图左）合影
图/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1954 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
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 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2000年，饶宗颐（图左）与季羡林在北大合影
图/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此书一经出版，共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 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
1970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此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图/百度百科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
2009 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饶宗颐生性淡泊、豁达，曾表示“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国维学康德，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进入到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再加入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对于生死这件事，饶宗颐也从不讳言。在《金字塔外：死与蜜糖》一文中，他曾直言“庄子把死生看作一条，死只是生的一条尾巴而已”，并认为死无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死是无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
综合人民日报、人民网消息
演讲
《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
2001年，饶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演讲
许校长，各位学术界前辈、专家，首先本人得衷心感谢北大教授、委员会诸位先生的推荐，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论坛发言。记得我在香港举行的炎黄学术会议上谈到郭店楚简中最后部分的《语义》，可相当于庄子屡次郑重提到的“重言”（重言应当解释为Keynotes，“重”不是重复）。古代政治领袖，像禹之“拜昌言”，这说明先哲是如何尊重传统。若干年来，出土简册的丰富，我亦多次提到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现在正式进入2001年，我充满信心的预期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长期以来，人文科学与其他先进的科学接轨，近年三代断代工程的成就，正是重要的说明。我们的历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续没有间断的国家，在外人代庖为我们操笔政所写的历史，认为我们的信史，只能从商代讲起，似乎很有问题。郭店楚简中显示的虞夏相继蝉联的史实，我们何能加以抹杀？所以，我们的古代史有由我们自己重写的必要。汉字的远源，从出土文物和各地陶器上刻画、绘写的符号看来，正是文字的前身，北大现在正进行作全国各地全面的普查，是很重要的工作。
在整理简帛经典的过程中，最令人困扰的是“异文”的复杂性。陆德明当杨隋统一南北，总结六朝人的训诂工作，编著《经典释文》一书，我会建议我们应该利用简帛的新材料，参考清代学者对异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编一部新的《经典释文》，这不仅是语文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某一语汇的探讨，是文化史重点问题来龙去脉的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程，以后可能引导出许多新的发现，对于了解某一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可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是“新经学”的提出。
我们现在生活在当前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的经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珍惜，再作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定我们新时代的Bible，什么是“经”？应该考虑不限于十三经？问题相当复杂，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新材料引发古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赐予。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家的恩惠。我的呼吁，可能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而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望。
1960年代，我的好友戴密微先生，多次告诉我，他很后悔花去太多精力于佛学，他发觉中国文学资产的丰富，世界上罕有可与伦比，但中国人不一定知悉。当前是科技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纵物质的还是人，“人”的学问和“物”的学问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应该好好去认识自己，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我们的价值判断似乎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成的互联网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座的季羡林先生，多年以来，倡导他的天人合一观。以我的浅陋，很想为季老的学说，增加一小小注脚。我认为“天人合一”不妨说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是损人的原则出发和归宿，《阴符经》说：“天人合发，万变定机。”这是从消极、不好的方面来说（“合发”是指“天发杀机，天地反覆”。二者同时发生，“天发”是“公道”，“人发”是“私情”）。我讲互益，是从积极和好的方面来讲。马王堆易卦的排列，最后的异宫，以益卦为结束全局，作为最后一卦。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以“未济”收场，表示保留“有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益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我们如果要大展鸿图，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展开“大作为”，这样或许可以做到像苏轼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地步，是天与人所要共同争取的。经书里面，许多经义对现代人还是有极大的启迪的！
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刘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