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陕甘苏区，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确定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对红军队伍进行了整编，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5军团、红1军团，共1.3万余人。将地方武装，分别整编、扩充，组建红28军、红29军及“黄河游击师”。

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1月31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将红28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29军担任后方留守。

黄河天险为晋军严密封锁，在近千里的黄河防线上，修筑高碉、暗堡一千余个，各碉之间距离以火力能够互相交叉为准，兵力达四个独立旅之多。黄河东岸各城镇驻有重兵，构成阻抗红军向纵深发展的第二防线，并随时增援各个渡口。依托吕梁山区的山隘要道，构成阻击第三道防线。

1936年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

阎锡山急调驻守汾阳、孝义的周原健独二旅驰援中阳，驻守隰县的203旅增援石楼。2月25日，红一军团经一夜激战，敌独二旅三千余人全部被歼。增援石楼的203旅一营晋军，也在隰县西北的蓬门，遭到红15军团迎头痛击，敌官兵二百余人当场被俘。

关上、蓬门大捷，红军击溃了晋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红军两大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会师。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阎锡山急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地区，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

3月6日至8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以来的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要坚决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会议具体讨论了兑九峪战斗的部署，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阎军，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

3月8日，作战命令正式下达，在长达20里的兑九峪谷地布下了一个三面埋伏的袋形阵地，静候敌军自投罗网。3月9日，晋军第二纵队首先向兑九峪以西之大麦郊、阳泉曲推进。晋军第三纵队协同动作，201旅连夜进占原庄、罗巴沟一带山头阵地，准备于拂晓时分配合杨效欧部发动突然袭击。3月10日清晨，红军主力突然从左、中、右三面发起攻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向两翼包抄，试图切断晋军李、杨两部的联系，分割包抄，各个歼灭。晋军各部仓促应战，负隅顽抗，十余架轰炸机狂轰滥炸，轮番助战。由于红军攻势猛烈，晋军渐渐不支。阎锡山急调两个团从太原乘车赶来增援。同时又命令第四纵队、第一纵队，向红军侧翼进击，威胁红军后路。晋军总兵力达3个纵队，15个团之多。两军从日出打到午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战况十分激烈。

由于红军过河不久，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装备较弱，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于是毛泽东和彭总当机立断，命令红军撤出战斗。为保存实力，阎锡山也于当晚命令部队撤出兑九峪地区，放弃捕捉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计划，将晋军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防堵红军东进北上，等待援军的到来。

兑九峪战斗之后，红军两大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进行休整，伺机东进。此时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入晋增援，阎锡山也积极调兵遣将，企图配合中央援晋大军将东征红军围困于晋西一隅的吕梁山区。

针对这种情势，红军总指挥部于3月12日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迅速东进、南下，发动群众，扩大筹款，创立河东革命根据地，积蓄抗日力量。具体的行动方案是：毛泽东和叶剑英率总部特务团和红30军作为中路军，继续转战于晋西；红15军团挥师北上，直捣太原，以牵制调动晋军主力，相机挺进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红1军团则南下河东，发动群众，扩红筹款，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

3月16日，15军团率先行动，围攻灵石县城，作出了包抄汾、孝之敌，突破同蒲路的态势，掩护1军团向南行动。1军团也于16日开始动作，以急行军进逼同蒲铁路，于3月18日攻占南同蒲线枢纽——南关车站，将同蒲路拦腰斩断，而后星夜兼程，长驱南南，包围洪洞、赵城，奔袭临汾，于4月1日攻占了襄陵县站。之后，红1军团又兵分三路继续南下：红4师活动于汾河、同蒲路以东之古县、安泽、浮山一带，先头进入沁水、高平境内；红2师沿汾河西岸进抵新绛、侯马，而后挥师西进，直趋乡宁、大宁；红1师及军团直属机关居中策应，积极活动于霍县、洪洞、汾城地区。整个河东大地，北起霍县，南到侯马，除同蒲路沿线的几个孤立据点外，广大乡村都布满了红军。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筹款扩红。从3月中旬到4月底，短短一个多月即筹款40万元，扩红7000余人，组织地方游击队20多支，创立了2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

红15军团穿越同蒲铁路，突破汾河堡垒防线，转战汾阳、孝义，围困交城、文水，先头骑兵连抵达晋祠、小店，威胁省城太原，迫使阎锡山将晋军主力由晋西南撤回，保卫太原，围堵红15军团，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晋南、晋西红军的战略行动。3月下旬，15军团由交城县岔口挥师西向，转战于古交、楼烦、静乐、岚县、兴县、岢岚，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创立苏维埃政权，把晋西北地区闹了个天翻地覆。

这时，红28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兴县罗峪口渡过黄河，进至晋西北地区，与红15军在临县白文镇会师。为配合南线红军的战略行动，把晋军主力牵制在晋西北地区，红15军团和红28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吕梁山区与晋军兜圈子，先后重创尾追之敌。4月下旬，红15军团经大麦郊、双池镇进至隰县蓬门，与转战晋西的红军总部会师。

红28军于4月12日奉总部命令，自金罗镇分兵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挺进，相机夺占黄河渡口，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保证东征主力背靠苏区。4月13日，红28军进占中阳留誉以东的党家寨等地，向晋军重兵把守的三交镇发起攻击。由于三交镇紧扼秦、晋二省的交通要道，为黄河天险的重要渡口，两军争夺十分激烈。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国民党中央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驻守洛阳、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并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

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左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同时又利用蒋、阎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遵照会议的决议，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北。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

东征期间，击溃了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3000多人，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使红军在兵员物资方面均得到补充。